济南五三惨案之交涉-凯发ag旗舰厅
1928年4月中旬，国民党军队逼临济南。日本借口保护本国侨民，25日，派遣其驻天津3个中队、驻青岛第六师团第一旅团开进济南。日军进城后，在商埠区主要街口设防区，修筑工事。5月1日开始持枪滋意生事，蓄意挑衅。连日来，日军重炮、飞机轰炸城区，大肆屠杀中国军民。5月3日，强行闯入官署，将国民政府外交部特派山东交涉员蔡公时及交涉署职员17人割舌挖眼后枪杀。至5日，日军野蛮残杀中国军民，致使4382人死亡，2900人受伤，4680人被俘，财产损失29623747元，蓄意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(五三惨案)。
济南惨案发生后，激起中国人民极大愤怒。5月4日，国民政府令外交部长黄郛急电致日本外务大臣田中，向日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，要求田中立即电令在济日军停止枪炮轰击并撤出驻兵。5日，国民政府令驻日本东京代表张群再次向田中提出照会。
7日，日军驻济南师团福田彦助竟提出五项无理要求转致蒋介石，又以蒋介石拟定六项对策逾越限期，提出最后通牒，后以不予答复为由，继续炮轰济南。11日，总参议员何成浚奉令由崮山到济南与福田交涉。福田寻由不与交涉，并于当日举行日军入城仪式。日军在城内屠杀中国人民，奸淫掳掠，数日不止。15日，英、美、德、法等国为维护其既得权益，从中调停，也遭拒绝。18日，蒋介石电令外交部长黄郛并代复福田，关于济南案件交涉，移交外交部办理，不在军前交涉。6月9日，中国共产党就济南惨案发表反对日兵占据山东告全国民众书。
1928年7月，国民党军队进入北京后，日本政府在此窘迫情况下，才表示与民国政府谈判济南案件。自7月7日至次年1月8日，中日双方经过三轮谈判，日本置济南案件不谈，却要求确保其在东三省特权，外交部则坚持济南案件为中日间第一大案，须先解决，才可谈其他案。但日本拒绝，谈判中止。
1929年1月7日，日本政府迫于中国人民抗议和国际舆论压力，任命驻华公使芳泽为日中交涉全权代表。从1月23日至30日，国民政府新任外交部长王正廷与芳泽在上海、南京多次举行谈判，均无结果。直到2月2日，芳泽称：“日政府已有训令，同意接受贵方之要求。”双方济案交涉持续至8日，初步拟定《解决济案大纲》。主要内容：日本无条件撤兵；济案责任及赔款问题，组织“中日联合调查委员会”赴济南实地考察，再定办法；蔡公时被杀事，日方另行道歉。
济南案件经中日近30轮谈判交涉，终于1929年3月24日在上海商定济案解决草案：(一)撤兵(日军)之实行与正式会议同时进行。(二)当时军事行动责任，留待正式会议时解决。(三)共同组织调查委员会。(四)赔偿问题，待调查委员会共同调查后，可以名义上之声明采取宽大主义办理之。28日，中日解决济案交涉文件及撤兵照会两件(调查损害议定书一件，双方结束济案声明一件)，由外交部长王正廷、日本代表芳泽在南京正式签字。
济南协定签字后，山东交涉员崔士杰奉外交部令任接收济南委员会委员长。1929年3月30日，赴泰安与山东省政府主席详细协商接收办法。4月8日，崔士杰与日方代表长谷寿夫在日本驻济领事馆会谈，双方议定：(一)日军由济南沿胶济铁路东撤；(二)中国军队与日军保持距离，以免接触;(三)为顺利接收起见，双方即各自进行准备。
6月10日，济案交涉结束。
附件一：
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给日本外相田中的抗议照会
1928年5月4日田中外务大臣勋鉴：贵国出兵山东，不仅侵我领土主权，业经本国民政府二次抗议在案，并声明如不幸引起误会，贵国当负其责等语。不意5月3日上午，在济南日兵，无理挑衅，对我驻军及民众，肆意射击，当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，严令我军离开贵军所驻区域附近，并命高级军官自往日军司令部，妥商防止冲突办法，乃亦遭侮辱，得无效果，日军并以机关枪扫射，又屡屡开枪轰击民房，派队侵入交涉公署。对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割去耳鼻，与在署职员十余人一同枪杀。本部长临时办公处亦遭有组织的射击及搜索。中国兵士、人民死者不计其数，并侵入我军驻地，勒令缴械。我军容忍， 不与抵抗。3日晚11时，当我军高级军官与贵国黑田参谋长，商议善后办法之时，日军竟放大炮五次，并派兵毁我无线电台，4日，日军所占区附近，已无一华兵，尤复不断射击。迄今交通阻隔，全城辍业，不特蹂躏中国主权，并为人道所不容。今特向贵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，请立即电令在济日军先行停止枪炮轰击之暴行，并立即撤退蹂躏公法破坏条约之驻兵。先决问题，概由正当手续解决。国民政府并声明保留所有应当提出要求，想贵政府不愿对中国全民族有不堪忍受之敌对行为，且与世界人道主义为敌对也，特此严重抗议。谨希急复。须至照会者。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黄郛发于济南。
附件二：
国民政府外交部特派山东交涉员蔡公时死难真象
5月3日早间，日兵在领事馆一带布置防线，交通即无形断绝。九时许，有国军一队搬住交涉署对面之基督医院内，不意为日兵瞥见，忽开枪射击，轰毙兵士伙夫各一名，一时不及搬运辎重纷纷藏匿医院之楼上，避免日兵之射击。一日兵移至交涉署门口，向对楼轰击，同时四面响起枪声。不意交涉署门口之日兵忽为流弹击毙。又一日兵赶来意欲将已死之日兵移开，亦被流弹击毙。此时各处枪声大作，弹如雨下，闻之甚为可怖，全署员役均慑伏楼上，不敢移动。至下午三四点钟时，枪声稍止，街衢发现形类各领事馆之汽车，车前竖有旗帜，驰逐道上，大约系劝告日兵停火之意，枪声也因之顿寂，但日兵仍满布街头，交涉署门首仍有日兵往返梭巡。蔡主任因事出意外，命人出外探听，竟为日兵所阻，禁止外出，乃派人向日兵交涉，迄无效果，复蛰居楼上，静候消息。待至天黑，日兵仍未撤消防线，全署人员纷纷计议，始终不得要领。一日之惊恐至是均极疲倦，时已在晚间十点钟，各自就寝。而撞门声一时大作，势极凶猛，传达即奔入报告：门外似日兵撞门，特请示主任作何计较。蔡主任传谕开门延款。乃不等候传达开门，而日兵已穿墙而入，全队约20余人，有两军官，一擎指挥刀，一擎盒子炮。一着西服者进门之后即指挥剪断电灯、电话线，全署顿成漆黑。日兵则有手电照射，嘈杂纷乱不已。所谓着西服者至此已知其为翻译，首为发言，谓：“你们不要惊慌，我们是来为搜检枪弹的，因为你们门首有两个已死的日兵，据我们猜想一定是你们署中枪杀的，现在可以将你们的主人找出来说话。”蔡主任即挺身而出,谓：“我姓蔡，我就是山东特派交涉员，你们刚才所说，我已经明白了，大门首死的日兵系日间为流弹所毙，并非我们交涉署枪杀的。我们系外交人员，用不着带枪来办外交，你们亦用不着搜检，徒滋纷扰。”翻译完毕，日兵甚不满意，谓：“非搜检不可。”蔡主任谓：“诸位若定要搜检，就请搜检，如果搜检不出也可证明门首之兵实非我们所杀，诸公应请退出交涉署，勿溷及公事。”日兵又哗噪谓：“非捆缚搜检不可!”蔡主任当然否认，此举未免有辱国体，决不承认。日兵谓：“我若不捆搜，则我在此处搜检，而你们则至彼处，岂非徒劳无益，你们若不承认，那我就要强迫捆搜了。”蔡主任见其无理可喻，勉为应允。旋郑重声明，谓:“搜寻不着乃应即速松放。”日兵乃许可，遂将全署员役捆缚，仅留蔡主任未捆。如是翻箱倒箧遍行搜索。确无枪弹，乃将署中之公牍五大提包，分置日兵手中。蔡主任见已搜毕，即请其将所缚之员役速即释放，讵日兵反大肆咆哮，谓：“我们系奉命令来的，当然要去请命令，不能随便释放。”言毕即偕翻译将公牍五大提包一并携去，不及三十分钟复回，谓：“我们的兵士确系你们枪杀的，若不将枪弹交出，决不能了事。”其势汹汹，非交出枪弹不可。蔡主任即谓：“门首已死之日兵确系日间流弹所毙，况署中已经搜索，绝无凶器，是可证明实非我们枪杀贵国士兵。若诸位强欲认定为敝国人所枪杀，亦不难考察其真象，再行谈判，应请维持前说，将所有之员役释缚，以敦谊睦而重外交。”语甫毕，日兵大噪，全队涌上，竟施其强暴之手段，喝令将蔡主任捆缚，并谓：“我们的士兵是你们杀的，总之非将枪弹交出不可。”蔡主任实忍无可忍，乃操日语作答谓：“诸位既不明了外交手续，何必一味横蛮，此次贵国出兵济南，原系保护侨民，何得轻举妄动，借题搜索中国之官署，捆缚中国之官吏，作种种无理之举动，实非文明国家所应有。至如已死之日兵，若果系敝国所为，亦应由贵国领事提出质问，则敝国亦有相当之答复，何用诸位在此哓哓。若果诸位系奉贵国领事之命令而来，则敝交涉员即至领事馆交涉亦无不可。”此时之日兵大哗，不作答复。又见蔡主任理由充足，日语又极熟，乃由惊而惧，由惧而恐，即实行无礼于我蔡主任矣。将所缚之人列为半月形，日官即发口令，兵士皆将刺刀起下执于手中，对各人之头面或敲击或刺削，口中皆咻咻作鬼语。当其时也，予已血流蔽面，虽痛至澈骨，犹念及蔡主任不知已作何形状，借日兵手电光中得见诸人之形状：大半有耳无鼻，有鼻无耳，血肉模糊。其状之惨几至我晕厥。不意蔡主任忽大声发言，略谓：“日人决枪杀我等矣!惟此国耻何时可雪!”言罢即泪涔涔而下。同人闻言，均放声大哭，群相痛骂，日兵更怒，竟刀枪拳足一齐并下。尽力侮辱后，将十余人分三四组。蔡主任及张林书、周、姚、某某为第一组，将五人所着衣服全身剥下，蔡主任左足上尚留一袜。此种情景皆自日人之手电得见。第一组衣服剥完，即拖至院外，时诸人已不能移步。日兵又复鞭挞，横拖倒拽扯出。院外枪声突起，值此万籁俱寂，忽闻枪声，即知我蔡主任为日人所枪杀矣。悲从中来，全身震动，不克自主，斜倚一公事桌旁，觉有物堕地，以足蹴之，知为剪，逃心忽动，然已无法拾取，即撞膀膊授意同人蹲下，盖四人捆作一排，有连带关系。如是四人徐徐蹲下，将剪拾取互相剪断绳索。盖因日兵大半已至院外，虽留有数日兵看守，幸未放开手电，故未知觉此种情形。方欲再剪一组，而院外之日兵已来拖拽第二组矣，即屈伏不敢稍动，候其将第二组拽出院时，不得不逃生矣。予即首先狂奔过一厕门，即纵身爬墙，后面之枪声乱起，此时之生死已置之度外，奋勇登墙，适一弹飞来，穿余腰间而过，予即倒栽墙外，幸不觉痛苦，蛇行地上，连越四墙，始见空地，见一大木水桶，即蹲伏桶内。惊魂甫定，而天已大白，惟头奇痛，尚在出血。正思如何混出防线地时，遥闻小车声远远而至，伸头探视，系一苦力推水。俟其近前，予立起求救，并将一日遭遇相告。苦力亦为之动容，几至泣下，则允为设法。予复搜索衣袋内尚有大洋五角之钞票一纸以授苦力，请其脱一短衫给我，俾得掩我血衣，渠已慨允。我方爬出桶外，将血衣换下，同其拉车绕道穿出防线，谢其相救之得，乃奔往各级署报告蔡主任被难之情形。总司令部即将予受伤照片拍下，以作交涉凭证。
(引自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：《济南惨案记录》)